这是一个从孔子到荀子的法权价值路线。

吾性自足，每个人心中皆具天之性，即仁义礼智。这一思想对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、关心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仲尼只说一个仁字，孟子开口便说仁义。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孟子及《孟子》予以高度评价。在孟子那里，人自身具含天性之质，人是天之意志在现世的具体呈现。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总结为六条，即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与求大同。

他突破了传统的天人关系，用反身而诚等方式来思考生命的本质问题，构筑了其自身颇具生命特色的哲学体系。孟子重视民生，主张制民之产轻徭薄赋使民以时，在经济上要富民惠民。（《谴告》)天德是圣人的道德，天言是圣人之言。

王充指出许多变复之家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天的含义：在他看来圣人所言之天并非人格实体之天，而是圣人之心：《易》曰：大人与天地合其德。能相辅相成的，必然元气相同）的主张，这是他认可物类相感的一个脚注。【1】这一论断给我们以启发。东汉时，此事被王充借以说理，主角成了殷高宗与其长子祖己。

近年有学者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《论衡》的矛盾性，即王充的论证属于证言知识论（Epistemology of Testimony)、就事论事的非还原主义（piecemeal non-reductionism)：王充将读到的证言（指来自他人言论的信息，区别于主体自身感知获得的信息）默认为可用的知识，不需评估这一证言在整个观念体系中是否合理合度，而是倾向于作出就事论事式满足当下条件需求的论证和判断。天地之性，自然之道也。

凡变复之道，所以能相感动者，以物类也。《六经》之文，圣人之语，动言天者，欲化无道、惧愚者。因此告示君主，这些消灾手段能尽可能地抚慰民心、安定政治、整合社会。（《案书》）对政治引起的异象，王充强调，君主不能无动于衷。

阴阳之气，天地之气也，遭善而为和，遇恶而为变，岂天地为善恶之政，更生和变之气乎？（《讲瑞》)顾可言人君为政，赏罚失中也，逆乱阴阳，使气不和。……人之死生，在于命之夭寿，不在行之善恶。物类相感的观念由来已久。案祖己之占，桑谷为亡之妖，亡象已见，虽修孝行，其何益哉？殷高宗的修政改行不可能扭转衰世，所以不可能使桑谷消失。

这类叙述肯定了改政与消灾的因果关系，以之为前提，突出改政之必要性，推翻某些违反常理的应灾方式（如出三善言），形成论证逻辑。子云识微，知后复然，借变复之说，以效其言，故愿贯械以待时也。

雩祭者之用心，慈父孝子之用意也。药气之愈病，犹教导之安民也，皆有命时，不可令勉力也。

能相奉成者，必同气者也（凡东西能相克的，必然性质不同。君主修政仍可能消除之。王充认为这个故事纯属子虚乌有，便引入桑谷具生于朝来证明靠善言不可能禳除灾异：殷高宗成功消除桑谷之灾，靠的是君主的改革，而不是言论。有人持这种观点：虎啸而谷风至，龙兴而景云起。不久后桑谷随之消失，殷商得以长治久安。政治之灾是受君主政治行为影响而形成的现象，并非天之谴告。

参考《后汉书·方术樊英传》《周举传》《杨赐传》《郎顗传》。这则故事可能反映了卜人对商王的影响力。

他的理由是，物象变化由运气造成，无关鬼神。人的行为，大至政治、小至仪式，理论上都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影响物象的变化。

3靳宝指出：‘变复就是通过占卜、采取善政而消除灾变，我们可以推测西汉时‘变复之家还没有形成。一方面，可根据事物的征兆，经审察、分析思考，而推知事物发展的一定轨迹。

恐骇，侧身行道，思索先王之政，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明养老之义，桑谷消亡，享国长久。大久保隆郎：《桓譚と王充Ⅲ—祭祀觀の繼承とその展開》，《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》人文科學部門32-2，1980年12月。君主于是自省，施行先王之政。作者认为王充全盘批判变复，不确切。

从根本上讲，王充的宇宙观仍然处于汉代主流的感应式宇宙观框架之中。并且，干旱、洪水、地震、蝗灾等灾害会严重损害民众的生计。

对此，君主既要明了变复之道的实况原委，做到不沉湎于咒术、不被迷惑。无论降雨属于政治还是无妄，君主都应该实行雩祭来求雨。

王充的逻辑是，宇宙万物皆由阴阳之气构成，清明、公平的政治会使气和，腐败、不当的政治会使气变，和气形成祥瑞，变气形成灾异：瑞以应善（政），灾以应恶（政），善恶虽反，其应一也。踩着霜就能知道坚厚的冰一定要出现，这是自然的规律。

（《明雩》)政治之灾指由政治不当引起的灾变。后者由政治行为影响阴阳变化而造成，是特殊的。之言非独吾心，亦天意也。王朝衰亡，是因为命数已至，改善政治也无法挽回：夫朝之当亡，犹人当死。

由此形成了一种对现实政治有规训作用的天人告谴观念。一方面，对改政修行不会使桑谷消失、革政无法挽救王朝的观点，王充有一系列的解释。

如：宋景公出三善言，则其先三善言之前，必有善行也。高宗消桑谷之变，以政不以言。

再次，王充对汉代变复之家既批判、又认可，显示了他对应灾之道的复杂态度和深层思考。而东汉时人在论述灾异时常提及‘变复。